哮喘病古已有之，但是最近愈演愈烈——大多数人对此都有同感。发达国家里完善的医疗纪录表明，在过去70多 年里哮喘病增长了2〜3倍。看着这种增长趋势，你也许会想：工资要是也这样增长该多好！但是它表示的是折磨人的疾病，甚至是提前到来的死亡！
      医生们早就知道，胃食管反流疾病与哮喘有某种尚不清楚的关联。许多胃食管反流疾病患者同时呼吸喘鸣、咳嗽、 胸闷——这些症状类似于哮喘发作。而且，当哮喘患者服用治疗胃食管反流疾病的药物中和胃酸之后，他们的呼吸问题往往也有所改善。尽管如此，大多数医生都相信胃食管反流疾病只能解释少数的哮喘案例。关于这两种疾病的相关性，有人从纯粹物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解释。一旦胃酸上涌到食管，少数会侵入气管，引发哮喘。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过敏或花粉症往往也与哮喘相关。实际上，哮喘是一种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原因是身体对外来物质过于敏感。
     我们的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可以保护我们免于胃食管反流疾病。在此之后，我开始考虑它是否也能保护我们免患哮喘。哮喘病例之所以越来越普遍，是因为早年获得幽门螺杆菌的儿童越来越少，还是由于被抗生素清除了体内细菌的儿童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幽门螺杆菌的消失导致了亚临床水平的胃食管反流问题，进而引发了哮喘的流行呢？
      这听起来挺有道理，也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认识相吻合，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仍然有待验证。幽门螺杆菌的减少与哮喘的增多可能并无关联，正如哮喘的增多与家庭电视或者汽车数量的增多并无关联一样。
      我试图寻找几个研究肺部疾病的同行一道探索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但是应者寥寥。此外，医学同仁们仍然认为幽门螺杆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为了检验我的假说，我需要研究大量的哮喘患者，但是如果找不到愿意合作的临床医生，研究将无从谈起。转眼到了 2000年，我从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转到了纽约，并担任纽约大学医学系的系主任。我对回到母校任教非常期待，决心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医学系。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也颇有压力，但是我始终不愿放弃科学研究。新的起点，新的机会。我询问了同事们：“这里哪位医生在研究哮喘?”每个人都提到了她——琼•瑞卜曼(Joan Reibman)医生，她是肺部疾病方面的专科医生，早在1991年就在贝尔维尤医院开设了专治成人哮喘的门诊。琼礼貌地听我讲了我的假说，但是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致。琼的过人之处正是她的质疑精神。每时每刻都有各种奇谈怪论出现，除非我能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否则她是不会信服的。不过，琼答应了在贝尔维尤医院的门诊中征集我们研究需要的患者。他们健康的亲戚和朋友可以作为对照组。她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鉴定他们的胃部功能与过敏反应。更令我激动的是，从2002年起，她从受试者体内同时收集并冷冻了他们的血样，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他们体内幽门螺杆菌的水平了。琼的支持对检测我们的假说至关重要，对于优化治疗哮喘的研究，她一直都非常热心。
      到了 2004年，琼的团队收集了500多份血样。我们同意，她将给我们邮寄编好号的血清样品，编号方式只有他们知道，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哪些来自哮喘患者，哪些是对照——这种单盲实验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分析过程中的偏见。吉列尔莫进行了血清测试，然后我们将结果分成阳性、阴性及待定三组。通过重复实验，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所有的不确定因素。到了 2004年末，我们将结果反馈给了琼和她的研究团队。其中有一位叫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or)的资深流行病学家，统计分析十分熟练。几周之后，琼打电话回来，告诉了我们结果。令她颇为意外的是，她和迈克尔发现幽门螺杆菌与哮喘之间存在负相关。可是她依然心存疑窦，毕竟，胃部的微生物怎么会使人不患哮喘呢？
      我们答应见面讨论这个结果。一周之后，琼、迈克尔还有他们团队的其他成员来到了我的实验室。琼描述了本实验的参与者——由318位哮喘患者组成的实验组和208位健康人组成的对照组。统计分析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携带幽门螺杆菌的人患哮喘的概率要低30%。即使我们排除其他引起哮喘的因素，这个结论依然成立。
我的理论得到了第一份支持。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方式来解读这份数据。acagA基因是什么情况?”我问道。我们在血清测试中同时检测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存在，以及它们是否是以cagA阳性菌株——我们之前对胃溃疡、胃癌、食管疾病都是这么 做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分析这一点。”琼说。
我大感失望，因为cagA才是关键指标—cagA阳性 菌株最容易引起胃溃疡・而且也最能够保护食管。如果我的假说没错的话，cagA阳性的人患哮喘的比例应该更低。
“没事，我们随后就看看。”琼说道。
然后迈克尔插话了，“稍等！我现在就可以分析出来。” 话音未落，他就开始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敲起键盘来。我们都静静地看着。大约30秒噼噼啪啪的输入之后，迈克尔煞有介事地按下了最后一个键。几秒钟之后，他宣布了结果：“cagA阳性，概率是0.6”。
有了！这意味着携带cagA阳性菌株的人比不携带幽门 螺杆菌的人患哮喘的概率要低40%。这非常令人震惊。
      与胃癌或溃疡病最相关的菌株反而会抑制胃食管反流疾病或哮喘。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这项发现可以由cagA 阳性菌株与宿主之间比其他菌株更为频繁的互动来解释。于是，我们终于理解了这些菌株的工作原理：它们不断地将自身的成分注射进人体胃壁细胞里。这似乎说明有两种类型的幽门螺杆菌：有些属于活跃型一一比如cagA阳性菌株；另外一些“cagA阴性菌株，也许可以称为懒惰型，它们与人体宿主细胞之间的互动要少得多。
      cagA阳性菌株可能生活得离我们的细胞更近一点，而 其他细菌离人体细胞更远一些。因此，cagA阳性菌株对胃壁细胞的破坏性更强，不足为奇。但是，由于它们更加活跃，它们同样有更大的潜力为我们身体的调节过程提供助力。
      接下来，琼检查了哮喘患者的临床数据以了解他们确诊哮喘的时候年龄是多大，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是儿童还是成人。我们发现，携带幽门螺杆菌的人平均在21岁时患上哮喘，而那些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人，平均年龄是11岁。这是一个显著的区别，它表明缺少幽门螺杆菌与儿童时期的哮喘发作密切相关，而且暗示着在那些早晚要患哮喘的患者身上，幽门螺杆菌的存在会延迟这个过程。几年之后，一项大规模的针对儿童的健康研究在加拿大的马尼托巴州进行。研究发现，出生头一年里使用抗生素会显著提高7岁时患上哮喘的概率。他们并没有专门研究幽门螺杆菌，但是这个发现与我的整体假说吻合。
      从琼收集的研究血液里，我们同样分析了过敏抗体，以便研究幽门螺杆菌是否与其他的免疫反应相关。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关联：幽门螺杆菌的存在与较少的过敏反应相关，暗示着幽门螺杆菌可以保护我们远离过敏。
       我们把发现以摘要的形式投给了2005年美国胸腔学会的年度会议，并且在5月份做了展板汇报。不幸的是，人们对此无动于衷。我们的研究不属于哮喘研究的主流，而且即使是琼的研究团队里的肺部疾病专家，也不像我这样为结果感到振奋。


网络转载《消失的微生物》作者马丁•布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