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这样的画面：牛群在牧场悠闲地啃着草，嘴巴一张一合地在反刍着，不时地走动寻觅新鲜的青草。你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式的 田园绘画：精心打理的谷仓、整齐优美的篱笆、心满意足的 奶牛，只有飞来飞去的苍蝇与不时甩动的牛尾巴偶尔打破这份宁静。
现在，试想一下另一幅画面：在狭小逼仄的金属牛栏里，奶牛排成排，脑袋被箍着套进满是玉米饲料的食槽，浓密刺鼻的牛粪味飘荡至几千米之外；在栏外的饲育场，奶牛在几乎荒芜的草场上游荡，不停地在吃，周围满是它们的粪便。
       我们制造的大多数抗生素其实并没有用到人类身上，而是用到这种大型牧场里了，除了养牛场，还包括养猪场、养鸡场及火鸡养殖场。这些现代工业化的集约型养殖设施，养肥了数百万头牛、猪，以及数十亿只鸡。农业科学致力于提高肉类的产量，而且特别关注于优化喂食效率——如何最大效率地将动物饲料转化为肉类。给动物喂以抗生素是其中的关键步骤，这帮助了它们增肥。但是这同样导致了畜牧动物内耐药细菌的积累，以及抗生素在食物与水体中的残留。 虽然听起来有些令人不快，但是我们可能正在对孩子们做着类似的事情。
       我们现在知道抗生素在治疗人类时也会筛选耐药细菌， 过程是这样的：药物消灭了对它敏感的细菌，留下了少数基因变异的耐药微生物；这些耐药细菌繁衍生息，使得后续的抗生素治疗不再有效。同样的事情也在农场发生，但是在这里我将更详尽地讨论这个过程。细菌、真菌、藻类在数亿年的时间里鏖战不休，在化学战争中力争上风。在生存竞争中，它们制造出天然抗生素来消灭对手、自我防御。与此同时，它们也演化出了可以对抗这些抗生素的相应基因。因此，两大类复杂的基因在微生物中出现：一些负责合成抗生素，另外一些负责耐受抗生素。
       2011年，科学家从加拿大北部的玉昆冻土(Yukon per-mafrost) 里发现了一株存活了3万年的细菌，它对霉菌产生的天然抗生素以及有着类似核心结构的半合成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这个发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表明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分布广泛，而且早在人类利用抗生素治病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这个古老的军备竞赛说明了并非人类导致了细菌的耐药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毫无过失。耐药性基因固然古已有之，但我们把局面弄得更糟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把问题扩大了多少个数量级，它肯定非常可观。即使是海洋沿岸依靠人类废弃物维生的海洋生命也开始有了耐药性。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类的足迹。
       耐药性基因之古老同样暗示着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永远无法彻底消灭耐药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早就预言了这种局面。当群体经受环境压力的时候，总会有能耐受压力的个体被选择出来。在这个例子里，微生物经受着抗生素的压力，被选择的个体则是耐药细菌。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一种包治百病的超级抗生素。微生物太多样了，而且大自然还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花样。


网络转载《消失的微生物》作者马丁•布莱泽。